钱穆的专题演讲整理，篇幅很薄，格局极大。他挑出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五个朝代，逐一比较政府组织、人才选拔、赋税与兵制四件事：宰相的权怎么来又怎么失，察举如何变成科举，均田与府兵为何让位于两税与募兵，废丞相之后皇帝怎样处理政务，部族政权又给制度加了什么私心。他要反驳的是一种省力的说法——两千年政治不过专制黑暗四字。他的办法是逐代看：每项制度当初为解决什么问题而设，运行中如何腐化，又被下一项制度取代。
逐代看制度的设计、流变与失效
钱穆的立场是：制度不是善恶标签，而是应对当时困难的办法。任何制度成立时都有用意，也都有利弊；时移世易，用意落空而形式尚存，制度就从工具变成障碍。他追踪三条线索。其一是皇权与相权的消长：汉代宰相位高权重，唐宋多人分相权、层层制衡，明废丞相后皇帝亲自理政，清以军机处把政务收进内廷，程序越来越简，责任却越来越窄。其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轻重：为防割据而不断收走地方财权兵权，平时政令通行，有事却无人能独立支撑。其三是政府的开放性：由察举到科举，政权一度向读书人开放；考试僵化、部族特权当道，开放性便重新关闭。
宰相领导的政府与皇帝私人的宫廷分属两套系统，政务归政府。人才靠察举与太学，田租轻而口赋、兵役繁重。武帝以后盐铁酒类的国营，开了财政与民生纠缠的头。
中书拟令、门下封驳、尚书执行，三省分工而宰相集议于政事堂，制度最具规模。科举取士渐成主流，均田配租庸调，府兵寓兵于农，是当时少有的整套设计。
为防武人割据而分权叠床，官多、兵多、财用日绌。均田不存，役法与理财之争成了政争焦点，改革因执行与人事而难收其效，积弱与积贫同时而来。
罢丞相，皇帝直接领部，政务繁重便倚靠内阁，内阁无正式宰相之名而有其实。宦官与特务机构随之膨胀，士大夫受廷杖之辱，政府与皇权的关系就此变形。
以少数部族临国家之上，制度里掺入部族私心，要职与兵权皆重满汉之分。军机处取代内阁，政令直出内廷，官制日趋因循，旧法积弊而无人敢议改革。
为公而设的是制度，为私而设的是法术。名目相同，用意不同，效果便完全不同。清代许多安排形式承明，实则处处为部族利益打算。
宰相由职而分、由分而废，皇帝身边的小班子一次次取代正式政府。钱穆认为这条线索最能说明传统政治如何逐步失去制度性的制衡。
过分集权于中央，地方无权、无财、无人才，平时政令通行，一旦有事便无人能独立支撑。他以此解释宋代以下对外屡受挫的内在原因。
科举解决了察举被少数人操纵的流弊，却带来士人只读一经、不通实务的新问题。改革只能两害相权，不可能尽善尽美。
府兵与均田本是一套，田制崩坏则兵制随之改为募兵，军费进入常年开支，财政压力又反过来逼迫税制与役法改变。
从贵族世袭到察举，再到科举，政府向读书人开放；等到考试僵化、部族特权当道，开放性下降，政治也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。
讲制度不能只说它坏，要讲清它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定。
凡一制度，必有其利弊；前一制度之弊，正是后一制度想要救治的对象。
把两千年政治只用专制黑暗一语抹杀，那是意气之辞，不是历史之知。
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；有其制度而无其人，制度也推行不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