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: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
波兹曼是媒介文化研究者，这本书是他被引用最多的一部。他提出的问题在认识论层面：每种媒介都悄悄规定了什么算真理、什么算讲道理。口语时代靠谚语和韵律，印刷时代靠段落、定义与反驳，电视时代靠形象、节奏与好感。他把十九世纪的辩论会和今天的新闻节目并排摆出，让读者看见公众话语的尺度怎样被换掉。全书的落点不是控诉电视，而是一个警告：当一个民族的公共事务只剩下好看与不好看两种评价，严肃的讨论就再没有容身之处。
公众话语正以娱乐的方式出现
全书的骨架是一次对照：印刷机和电视各自承载一套话语规则，哪一种媒介占了上风，公共议题就只能长成它允许的形状。印刷文字要求线性推理、允许反驳、奖励能跟住长句的读者，于是十九世纪的辩论不必提词器也能讲上一整天。电视把画面变成第一介质：它不需要前提，只需要表情；不提供论证，只提供一个看起来可信的人。信息于是被从语境里剥出来，一条接一条地滚动，每件都新鲜，每件都不要求听者做任何事，信息与行动之间的比例因此失衡。接着是各领域的连锁改写：新闻用一句串场话把灾难与广告接在一起，政治变成三十秒的形象片段，宗教节目省掉教义，课堂用动画讲历史。波兹曼最后把两种预言摆在一起：奥威尔怕真相被禁止流传，赫胥黎怕真相淹没在无聊的信息里；他认为兑现的是后一种。
每种媒介都自带一套话语规则：文字要求论点与反驳，图像只要求被看见。判断什么算“讲道理”的标准先被媒介定下，内容再来填充。
十九世纪的读者习惯长段落与线性推理，林肯与道格拉斯能连续辩论数小时而听众跟得住。那是被称为阐释年代的时候，说理是常态。
画面不必给出前提与证据，只要求表演者显得可信、顺眼、让人舒服。评价一段话的标准，从它是否成立换成它讲得是否生动。
电视把信息从语境里揪出来，一条接一条地抛。每条都新，每条都不需要你行动，于是知道得越来越多，能做的越来越少。
新闻靠串场话维持节奏，政治靠形象与片段，宗教节目省掉教义，课堂用动画讲历史。所有公共领域都接受同一个要求：有意思。
奥威尔怕书被禁，赫胥黎怕没人想读；奥威尔怕真相被藏起来，赫胥黎怕真相沉在无聊的信息里。毁掉我们的，可能是我们热爱的东西。
媒介不像镜子那样反映现实，它先替现实分类：什么值得报道、什么算作证据。内容的偏向往往不是作者写的，是载体自带的。
一个社会获得的信息量与人能为它做的事之间本该有比例。电视把这条比例撑开，多余的信息只能被消化成谈资与情绪。
远地方的灾难、名人的琐事被包装成与个人生活有关，其实无关。真正被奉为标准的不是知识，而是它是否有趣。
电视上胜出的是表情、停顿与镜头感。一个政治家会算不算经济不重要，会不会在三十秒里显得像解决问题的人很重要。
反驳一条新闻容易，反驳“用新闻这种方式看世界”很难。人们可以争论结论，却很少察觉把自己送到眼前的那套形式。
一种媒介真正改变的，不是我们说了什么，而是我们认定什么才算道理。
当信息多到不必为它做任何事，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只剩下一边播、一边看。
公共事务的评价标准一旦换成“有没有意思”，严肃的结论就没有地方站立。
压迫型的控制让人恐惧，愉悦型的控制让人配合，后者更难被察觉，也更难被反对。
